重典治亂什麼意思[朗讀]

在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滋生腐敗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複雜，一些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影響惡劣、亟待解決。全黨同志要深刻認識反腐敗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以猛藥去疴、重典治亂的決心，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堅決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進行到底。
——2014年1月14日，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原文】
刑亂國用重典。
——《周禮·秋官·大司寇》。
【解釋】。
「典」就是刑罰，「重典」就是較重的刑罰。「刑亂國用重典」，意思就是說對處於混亂狀態的國家，一定要用重法治理才能使之安定下來。重典治亂的說法即源於此。
《尚書·呂刑》日：「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意思是說刑罰的輕重要視當世的情況而定，應該重的時候就重，應該輕的時候就輕，所以各個時代的刑罰並不齊一。從事實來看，用重典不一定限於亂世。某些王朝在太平盛世時期，出於治理腐敗和嚴重暴力犯罪的目的，也曾採用過重典。甚至現在的新加坡，雖然國內非常穩定，但對犯罪現象的懲治也是非常嚴厲的，可為當代重典治國的典型。所以，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重典治亂」之「亂」，並非指亂國，而是指當今的腐敗問題。這類腐敗問題雖然沒有達到「亂國」的地步，但為了徹底整治，仍要採用重典。
中醫治病主張辯證，對不同的病人施用不同的方劑。對於身患重病者，只有加大藥量，才能做到藥到病除。其實治國與治病是同一原理，對於腐敗之類的亂象，只有以重典懲治，才能收到應有之效。正如唐代韓愈所說的那樣：「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凶人喪魄。」重典治亂是古人對於治國的真切認識，同時也是為歷史所證明的客觀事實。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諸侯們各居一方，儼然一個個獨立王國，其中占據四川的是劉璋。劉璋性格寬柔，不能嚴於執法，對於各類犯罪行為，他不但不加以嚴懲，反而每年以行赦的方式寬恕許多罪行。他希望通過這樣的小恩小惠來籠絡人心。然而事與願違，劉璋此舉使得境內的法令廢弛，許多法律規定形同虛設。自東漢以來出現的政治腐敗現象不但沒有改觀，反而愈演愈烈。而地方豪強在劉璋的縱容之下肆意妄為，致使百姓深受其苦。
後來，劉備在諸葛亮的輔佐之下率軍入蜀，收服了四川地區。為了把蜀地建成一塊牢固的根據地，諸葛亮下了很大力氣進行治理。尤其是在法律制度方面，他一改劉璋的軟弱作風，厲行法治，不僅以強硬手段懲治豪強的不法行為，也嚴厲懲治各類犯罪行為。起初，諸葛亮的做法引來了一些人的非議。由於他執法嚴格，有罪必罰，決不赦免，有人認為他刻薄寡恩，譏諷他「吝赦」。就連當時的蜀郡太守法正也不認同他的做法，勸他說：「當初漢高祖入關中，盡廢秦朝苛法，約法三章，秦民因此感佩於心。如今您初定蜀地，也應該寬緩刑罰，以安人心。更何況您是從外地入蜀，根基不穩，更應該收籠當地人心。」
而諸葛亮並沒有採納他的意見，針對法正似是而非的論斷，他反駁道：「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朝由於法令嚴苛，招致了人民的反抗，以致國家滅亡。高祖在這種情況下用法寬平，自然能收人望。然而蜀地的情況卻不是這樣，劉璋為人暗弱，法令廢弛多年。不僅各級官吏專權自恣，就連君臣之道也漸漸不為人所重視。如果治國者總用職位來表達對下級的恩寵，等到沒有高位可給時，下級就會產生輕視之心；如果只用小恩小惠去籠絡下級，等到無恩可施時，下級就會心生慢怠，而這恰恰就是政令不修的癥結之所在。相反，如果用嚴格的法令去震懾下級，下級知道了法令的厲害，也就真正懂得了國家的恩德。如果不輕易給下級職位，一旦加官晉爵，下級更能感到無比榮耀。如此一來，恩威並用，相互補充，上下級之間也就有了秩序。這樣才算是抓住了治國的要領。」諸葛亮從劉璋的教訓出發，不但不肯寬緩刑罰，甚至也不主張用小恩小惠籠絡人心。
諸葛亮立法嚴，執法也嚴。他執法不避權貴，不講「刑不上大夫」的傳統教條，而是強調「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中都護李嚴，在劉備死時與諸葛亮一同受其委託輔佐劉禪，位於元老重臣之列。而當他因恣意矯旨貽誤戰機時，諸葛亮不講任何情面，上書後主將其廢黜流放。將軍來敏出身世家大族，同時又是後主為太子時的舊臣，但他倚仗資格老而口出不遜，諸葛亮也毫不顧及後主的情面，將他罷免，令其「閉門思愆」
對於位高權重的大臣，諸葛亮能堅持嚴格執法，對自己的親屬也能做到不偏袒。他素來知道自己的侄子諸葛恪生性疏陋，難以擔當大任，便主動要求後主將其調離。他北伐時，由於馬謖違反節度，丟失戰略咽喉街亭。儘管有許多人說情，但為了嚴肅軍紀，他仍力排眾議，將愛將馬謖依法處斬。
諸葛亮不僅自己主張重典治國，也對後主提出同樣的希望。他在《出師表》中說：「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以此來規諫後主應執法平明。
由於諸葛亮一生堅持重典治國，使得原本豪強專權、法令廢弛的蜀地出現了政治清明、井然有序的局面。此後，諸葛亮多次率軍南征北戰，四川地區一直充當著最牢固的後方，這不得不歸功於他對蜀國內政的有效治理。
諸葛亮重典治國的措施，也為後代史學家所稱道。《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就稱讚他說：「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清代學者張澍也讚揚他：「稱心無輕重之倚，峻法泯秋毫之怨，此賢愚咸忘其身，仇敵亦仰其治。」不僅古代的史學家對他稱讚有加，當代著名史學家范文瀾先生也稱「他所治理的蜀國，在三國中卻是最有條理的一個」
除了諸葛亮之外，雍正皇帝也是重典治國的一位實踐者。清朝康熙皇帝在位期間，文治武功卓越，被後世譽為「千古一帝」，更被他的子孫尊為「聖祖皇帝」。而康熙皇帝的「仁」不僅僅是對老百姓而言，在貪官那兒照樣。他晚年的時候對於政事多有懈怠，以致朝廷內部結黨成風，各派政治勢力之間爭權奪利，整個朝堂烏煙瘴氣。地方的官吏則借各種名目對百姓敲詐勒索，其中火耗銀的徵收流弊最大，所征火耗的很大一部分並沒有進入國庫，而是裝入了各級官吏的私囊。各級官吏借火耗之名大發其財，而國庫卻日見虧空。康熙雖然對下情也有所了解，但卻因為種種原因而沒有採取有力的整治措施，以致貪腐的風氣和財政虧空越來越嚴重。雍正繼位時，戶部存銀僅有八百萬兩，而虧空的數字則更加驚人。
其實雍正在繼位前就對局面有清醒的認識，他在繼位後就曾經說道：「年戶部庫銀虧空數百萬兩，朕在藩邸，知之甚悉。」當然這只是表面現象，虧空的錢哪裡去了呢？自然是進了相關官員的腰包。對此，雍正帝也是有深入了解的。同時，他也認識到，要扭轉這樣的局面，再用康熙時的老辦法已經不行了。必須採取措施，以重典治國，才能使吏治歸於清明，進而扭轉國庫的虧空局面。所以，他繼位剛剛一個月，就開始行動。
雍正首先做的就是大規模地清查戶部的虧空。為了防止官官相護，導致清查流於形式，他調派得力大臣專門負責清查工作。結果查出了巨額的虧空。
其實此時的虧空多是康熙在位期間遺留下來的，康熙在位時對虧空一般也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一心治腐的雍正對此卻絕對無法容忍。對於那些貪污的官員，雍正自然是不會手下留情，從中央到地方，不知有多少貪官為此丟了腦袋。同時，為了填補虧空，他還別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些措施。首先就是讓那些貪官自己掏腰包來補上虧空。雍正下令，只要查出虧空，無論主管官吏是什麼人，都要對此負責。結果戶部查出虧空250萬兩白銀，雍正便責令自戶部尚書以下的相關官吏共同賠償其中的150萬兩，不僅現任官員要賠，前面的歷任官員也都要賠。雍正言出必行，即使是皇親國戚也不給情面。他的弟弟履郡王曾主管內務府，結果被查出虧空，雍正嚴令追索。履郡王還不出錢，只得將家中稍值錢的器物拿到大街上去變賣換錢。
為了防止貪官們轉移財產，雍正帝還對貪官採取了抄家的措施。他規定：一旦官員被查出虧空，一面要搜查他所在的官衙，找出藏匿的不法之財，一面還要令其原籍的地方官查封其家產。更為嚴格的是，這些措施不但在貪官身上適用，在他們家人身上也一樣適用。不僅貪官本人被抄家，就連他們的子孫親戚也都在查抄之列。就連貪官已經變賣轉移的資產，也要進行追索。為此，雍正專門下令：「絲毫看不得向日情面、眾從請託，務必嚴加議處。追到水盡山窮處，畢竟叫他子孫做個窮人，方符朕意。」
在雍正的反貪風暴下，不僅在任的官員在劫難逃，那些已經死去的貪官，雍正也不放過。雍正四年，廣東道員李濱因被追查貪污行為而畏罪自殺。雍正不依不饒，下令查抄他的子弟和家人的財產。雍正認為，李濱之流自殺是想一了百了，犧牲自己的性命，保全不義之財，供子孫後代享用。如果因為貪官已死就停止追查，恰好就中了他們的奸計。所以，雍正對死人也不放過，依然要追查到底。
有時處死貪官時，雍正還讓現任官員們去刑場觀刑，以起到殺一儆百的效果。他繼位初，先後發生了兩個重大案件，先是山西巡撫諾敏因虧空400多萬兩，被判處死刑。接著主考官張廷璐收受賄賂，向考生泄露考題，也被判處腰斬。他們兩人被處決時，雍正下令在京的四品以上官吏都要前去觀刑。其中張廷璐被腰斬後並沒有馬上死去，還趴在地上，用自己的血寫了七個「慘」字。觀刑的官員看到此情此景，自然是不寒而慄。
由於雍正的懲治措施損害了許多官員的利益，再加上措施非常嚴厲，弄得「官怨沸騰」，以至於官員們對他既恨又怕，將他看作一個刻薄寡恩的皇帝。也有人認為他的措施失之嚴厲，有「矯枉過正」之嫌。然而雍正卻不這麼看，對於自己重典舉措，他曾有精闢的論述。他認為反腐就像是把彎曲的扁擔重新弄直。扁擔由於長期重壓而處於彎曲狀態，雖然可以一下把它壓直，而一旦鬆開後仍會歸於彎曲。所以，要想把扁擔弄直，僅僅把它壓直是不行的，還要用力扳，使之向相反的方向彎曲，然後再慢慢鬆手。這樣扁擔才能變直。其實反腐也是同樣的道理。腐敗風氣由來已久，積重難返，如果僅僅按照正常措施予以懲處，雖然能收一時之效，但一旦措施鬆懈，腐敗現象就會迅速反彈。所以，必須採取非常措施，重典治亂才能收到長久的效果。
不管雍正個人受到多少非議，它的措施卻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雍正在位一共十三年，與他的前任和後任相比，執政時間要短得多。然而若論政治的清明，他的父親康熙和兒子乾隆都遠不如他。他在位期間，不僅結黨營私的局面基本結束，吏治也得到很大改善。人民生活比較安定，國庫的收支狀況也大大改善。在他去世時，國庫存銀達幾千萬兩。而這幾千萬兩，並不是來自對百姓的搜刮，而是奪自污吏之手。雍正重典治腐的舉措不但改善了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也為此後乾隆時期的繼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對康乾盛世的延續起到了重大作用。
政治的清明與否始終關係到國家的安危存系，是任何一個政權都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歷史上每一個王朝的滅亡，莫不與腐敗有關。與封建王朝不同，我們生活在一個更加文明、更加進步的時代，但也和古人一樣面臨著腐敗問題。如何更好地治理和防止腐敗，是擺在當代中國人面前的一個重大問題。唐太宗說：「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雖然諸葛亮和雍正的某些做法並不符合當今的法制理念，但其重典治亂的決心卻足為當世借鑑。孔子曾說：「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對於較為嚴重的腐敗現象，治理措施僅僅是「取法其中」的話，效果恐怕只能「得乎其下」，只有「取法其上」的重典措施，才有可能收穫到「得乎其中」的效果。正是出於對歷史經驗的正確總結，習近平總書記才提醒「全黨同志要深刻認識反腐敗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必須具有「以猛藥去疴、重典治亂的決心」

在亂世,社會國家的很多制度都不完整,一般的手段是難以約束的,只有用一些重的刑罰來進行威懾,才能起到一個維持平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