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上門女婿的稱謂已經模糊了，即便有，那也是幸福的上門女婿，僅僅是一種形式而已，不可能會有我們老一輩那種上門女婿改名換姓、命運弄人的事了。
口述/夏秋天 整理/丁惠忠
我爹的一碗飯幾大口就吃下了，小珍站起又幫他添了一碗，而且將飯壓實了加滿。
●在村莊裡，一個男人結婚做上門女婿，入贅女方家，俗稱「倒插門」，是一種婚姻生活方式，說不上是好是壞。按傳統常理來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上門女婿也是始終存在的，這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應該是沒有其他選擇的選擇。我娘就說過，凡是哪家招個上門女婿，村頭村尾自然會有閒言碎語，肯定比地上的螞蟻還要多，不過想想男人討不上老婆，總比當一輩子光棍強吧。
我在村小學讀書時，上學途中必經過一戶人家東山牆，聽大人說這家老兩口養著三個兒子，都已經長成大小伙子，可惜沒有女人願意嫁給他們。我中午放學跑過這段路，經常見這幾個兒子在宅前自留地幹活，總會嗅到他家杜米棲飯燒焦的味道，以及瞅幾眼三四間用蘆葦杆紮成蘆笆牆做的草屋，就是不見有年輕女人的身影。讀初中時，我轉到鎮上學校念過兩年書，家裡爹娘再也掏不出錢供我上學，只好書包丟掉乖乖地跟在哥哥、姐姐屁股後面出工掙工分，心裡自然惦記著那幾位大哥。輟學後那年夏天，有個親戚來家裡跟我爹娘聊起三個兒子那家，大兒子總算結婚了，娶了外村有兩個女兒家的大女兒，老二做了那家二女兒的上門女婿，定下好日子，換身乾淨衣服一個人過去了。這種家屬之間婚姻互換關係，在村莊老一輩人群中占有一定比例。隔年，三兒子做了另一家上門女婿。那位我叫她寄娘的親戚口氣軟下來，見她悄悄地與我娘說：「我看秋天長大了，人蠻機靈，趁早找個人家姑娘，准不會吃虧。」我娘一聲嘆氣，接著寄娘的話嘮叨，意思是家庭遭遇變故，這日子過得不像樣子，照這個光景過下去，也只好走他爹這條路。怎麼，娘讓我做上門女婿？聽到她們聊起這個話題，我心裡說不出是啥滋味。
●我爹是上門女婿，姓林，傳下來的子女都姓娘的姓氏。本來我爹的父母，叫他們爺爺奶奶，娘的父母是外公外婆，我自小兩邊都叫成爺爺奶奶，潛意識裡總感到缺失外公、外婆這兩個稱呼的。我爹出生於兵荒馬亂的年代，他們林家也是大族，在那個村莊裡幾乎都是林姓人家，但落地不太好，處在江畔荒灘，白晃晃的鹽鹼地占據大片土地，種子播下去常常顆粒無收，於是在生長野草、蘆葦的地方墾荒拓地，才能長一點莊稼，可不夠一家老小十幾口人塞牙逢呢。窮是一方面，問題在於快到餓死人的邊緣，哪有女人願意嫁到這個村莊？所以這個江畔村光棍最多，生下小孩送給外鄉無子女人家寄養的最多，離家走江湖跑碼頭賣狗皮膏藥的人最多，去乞討拾荒的人最多。解放後，我爹到了三十五歲年紀，仍然沒有個女人當家的，怎麼辦？我的爺爺奶奶聽到傳言，說幾十里外的一個村莊，地勢高，熟地，田地長莊稼，有糧食，有飯吃，是個讓人有盼頭的好地方。做父母的都不願耽誤子女的終身大事，就託人打聽哪家有女兒的要上門女婿，不講女人美醜，只要有地種，有飯吃，有屋住就行。沒過多久，那個村莊回話說，有戶人家姑娘二十七八歲，倚仗著村莊條件好，自身外貌漂亮，對相親對象挑走了眼，不想誤了婚姻，爹娘為了這個寶貝女兒急得要跳河。那家提出要先看看人，如果看對眼這事好說。
我爹身上帶著全家湊的二毛錢，拎著向鄰居家借的十隻雞蛋，跟著介紹人去女方家相親了。儘管是初冬微冷天氣，來到女方家，正是中午時刻，趕了幾十里路，我爹還是滿臉汗水，肚子餓得咕咕叫，再加上介紹人叮囑守規矩，越臨近家門氣氛越緊張。這家夏姓人家，一看到我爹高個子，長相端正，濃眉大眼，就是臉黑，身體瘦點，不過一副汗流浹背的模樣，倒顯出幾分大男人的英氣來。女方的爹娘滿臉笑容，特別是她的娘急忙朝待在西房間的女兒叫喚，「小珍，你快出來，客人到了，去添飯呀」。小珍有點含羞，偷偷地瞄了一眼我爹，轉身到廚房捧了兩碗菜，返身又端了幾樣小菜和一盆飯放到客堂間台子上，一齊坐下吃起飯來。我爹的一碗飯幾大口就吃下了，小珍站起又幫他添了一碗，而且將飯壓實了加滿。這個小動作被一桌子人都看見了，介紹人打趣地說：「瞧瞧，小珍心疼人了」。小珍瞪了介紹人一眼，難為情地低下頭。我爹當天沒有回去，直至三天後幫女方家張羅完婚事，做了上門女婿，才帶著小珍回到自己父母那邊村莊，算是邊報信邊看高堂。
●從此我爹改姓夏，兩年多時間裡，生下我哥、我姐，1953年秋天，爹娘又生下我。家裡人口多，開銷就大，到我八九歲時，碰上三年乾旱、洪澇自然災害，造成糧食短缺和饑荒，原先這個村莊還算有飯吃，來當上門女婿的男人特別多，被稱為上門女婿村。我娘常念叨，像我爹帶二毛錢、十隻雞蛋換個老婆的人，是不多的，其他一些上門女婿空手而來，連身上的灰塵都沒有，白送給一個女人。村莊裡一些上門女婿，由於得不到女方家族的認可，只把他們當成勞動工具使喚，像是從外面牽來的一頭牛，只知道把它往大田地趕，根本沒有女婿、丈夫、父親的尊嚴，甚至沒有一個男人應該有的禮儀和地位。上門女婿的家庭，女方好像天生就有一種優越感。村莊北河沿瞿家上門女婿阿杉，得不到半點尊重，他更加自卑，沒有一天有過男主人的感覺，瞿家老少都可以欺負他，成了瞿家的長期僱工，他跟幾個同是上門女婿的男人說：「怎麼一夜天好像回到了舊社會啊！」不管是下暴雨，38度高溫，還是寒冬臘月，他是每天被瞿家人催著去幹活，即使生病了，連藥都不給買，手腳都不讓閒下來。阿杉常對外人發牢騷，討個老婆吃足苦頭，早曉得被人這般不待好，還不如不要女人呢。所以，當自然災害來臨開始出現餓死人的困境時，阿杉是第一個離開這個村莊去逃命的，自此再也沒有回到瞿家。
我爹雖然沒有什麼文化，但他懂人情識事務，對夏家長輩關心，小輩愛護，同輩之間多了寬容和理解，各方面都得到了夏氏一族的認可。尤其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爹想盡辦法與全家老小共同面對，吃野草、啃樹皮，按他說的話「連河溝里蝦兵蟹將都被翻遍了」，由於乾旱，河溝見底，陷在爛泥里的田螺、蚌、蘆根等東西，全部進入人的肚子。命總算活下來了，我爹撐起這個家自然受到大家的尊重，其他人家上門女婿都將我爹作為榜樣。
●「文化大革命」開始，本來偏遠貧困、與世無爭的村莊，一下子打破了安靜太平的日子。有個在小鎮上開縫紉店的小業主，接觸三教九流的人多，腦子靈活，觀念新，敢於說三道四，被造反派說成是反革命分子，是「特務」。那時我年齡不小了，看到小業主的縫紉店被砸，人也看押起來，就覺得要出事。後來查這個小業主社會關係時，查到了我爹與小業主是老家遠房親戚，他們的父母上一輩之間有些往來，再加上我爹做上門女婿有個好名聲，不懷好意者硬是把互不來往不搭界的小輩扯到一起，說我爹是被「特務」安排做上門女婿，潛伏在這個村莊裡。還有人揭發我爹幫一個老地主除草，立場不穩，是壞分子。如此一來，我爹被定為四類分子之一。有年開春，在大隊院子裡，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先要將泥地上的草除盡，那天我爹路過看到一個老地主累得攤坐在泥地上，就十分同情他，便上前幫他除草完成任務。因為第二天要召開批鬥大會，為了提高春耕生產農民的出工率，以及體現運動的威力，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等四類分子掛牌站在四方型土墩上，我爹也被列入批鬥對象。
●自此以後，我們一家成為別人取笑和斥責，隨時可以被人欺負的壞分子家庭。同族人對我爹上門女婿的身份百般刁難，叫他滾回幾十路外的老家去，別在他們村莊丟人現眼。我娘抱著我爹邊哭邊說，提出帶我們一家回爹的老家，離開這個是非之地。我爹認真地說：「小珍，到哪裡都一樣，你相信『四類分子』哪個是真的？我不能離開，莫須有的『罪名』遲早會弄清楚的。唉，只是苦了你和孩子們啊！」何止是苦，我奶奶本患有眼疾，現在連人人稱道的上門女婿被扣上壞分子帽子，遊街批鬥，受盡凌辱，奶奶流乾眼汨，哭瞎了眼睛，以致失去勞動能力。祖奶奶癱瘓在床好幾年，家庭經此打擊，病情加重，身邊離不得人，親戚互相幫忙照顧。而我爹既然被列入壞分子隊伍，隨時被喚去大隊種樹，除草，開溝墊土，做路，全是沒有任何報酬的義務工，回到小隊出工還被打折扣。三年自然災害困難度過來了，到「文革」時期我的家就被一頂高帽子徹底擊垮。哥哥、姐姐和我的婚姻，也成了我少年時上學路過那家三個兒子家庭的翻板，哥哥娶了外村女人，姐姐嫁到那家成了外村媳婦。1975年經人介紹，我做了外村一個「四類分子」家庭的上門女婿。我娘說，牆上髒了再塗層泥，反正髒了，怕啥，老天總會開眼的。
●我與人家姑娘玲兒是同病相憐，她沒人敢娶，我沒人敢嫁，搬到她家住，兩個所謂賤民家屬就這樣一起過著貧賤日子。第二年，好消息從北京傳來，「四人幫」被粉碎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了。老天有眼啊，還真讓我娘說中了。我和玲兒拎著兩瓶酒看我爹娘去了，這漫長的等待總算雲開霧散，值得慶祝。公社一紙紅頭文件把村莊「四類分子」的帽子給撤銷了，並在經濟上給予一定的補償。那天我帶去的兩瓶酒哪裡夠，哥哥姐姐又從村裡商店買了兩大缸酒，我們全家和族氏長輩、兄弟個個喝得酩酊大醉。
老話說因禍得福，也許被虧欠太多，大隊安排我爹進了村副業場，哥哥到磚瓦廠上班，姐姐被她所在公社安排到棉紡廠上班，生活條件漸漸好轉起來。我與玲兒結婚後，因家庭拮据等因素，不想連累孩子，所以沒有及時要孩子。到1977年恢復高校招生制度出台，我憑藉還有點文化底子，報名參加高考，想以此改變自己和家庭的命運。我妻子發動親戚、熟人搞來一些複習資料，我胡亂複習、做題，那些文字、數字像是老朋友一般，並沒有嫌棄我這個鄉村上門女婿，以及曾經所謂的「四類分子」家屬，它們都肯幫著我，非常愉快地來到我的腦袋就不走了。幾個月後參加公社組織的模擬考試，如果達不到文化考試合格，就取消高考資格。我的文化模擬考試成績，名列公社報考人數前五名，取得了高考資格。正式考試時，我激動得手抽筋，影響了臨場發揮。回家與玲兒一說，她眼淚汪汪地安慰說：「秋天，你過來沒有改姓，即便考不上，這個家你是當家人，我們尋別的活路，苦日子都熬過來了，上個學算什麼。」高考結果出來，我被當地一座中等師範學校錄取了，成為村莊第一個大學生。
兩年後畢業，我被分配到外公社當小學教師。這時我與玲兒想要自己的孩子了。過了一年多，我的女兒出生，給家庭帶來了新的歡樂。可惜當我和玲兒再想生一個孩子時，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只能生一個孩子，我們為女兒辦了獨生子女證書。現在，我女兒早已結婚，女婿也是獨生子女，外孫都五歲了。我們家安排著女兒、女婿的房間，他們兩邊都居住，方便來往。
現在，上門女婿的稱謂已經模糊了，即便有，那也是幸福的上門女婿，僅僅是一種形式而已，不可能會有我們老一輩那種上門女婿改名換姓、命運弄人的事了。
口述/夏秋天 整理/丁惠忠
我爹的一碗飯幾大口就吃下了，小珍站起又幫他添了一碗，而且將飯壓實了加滿。
●在村莊裡，一個男人結婚做上門女婿，入贅女方家，俗稱「倒插門」，是一種婚姻生活方式，說不上是好是壞。按傳統常理來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上門女婿也是始終存在的，這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應該是沒有其他選擇的選擇。我娘就說過，凡是哪家招個上門女婿，村頭村尾自然會有閒言碎語，肯定比地上的螞蟻還要多，不過想想男人討不上老婆，總比當一輩子光棍強吧。
我在村小學讀書時，上學途中必經過一戶人家東山牆，聽大人說這家老兩口養著三個兒子，都已經長成大小伙子，可惜沒有女人願意嫁給他們。我中午放學跑過這段路，經常見這幾個兒子在宅前自留地幹活，總會嗅到他家杜米棲飯燒焦的味道，以及瞅幾眼三四間用蘆葦杆紮成蘆笆牆做的草屋，就是不見有年輕女人的身影。讀初中時，我轉到鎮上學校念過兩年書，家裡爹娘再也掏不出錢供我上學，只好書包丟掉乖乖地跟在哥哥、姐姐屁股後面出工掙工分，心裡自然惦記著那幾位大哥。輟學後那年夏天，有個親戚來家裡跟我爹娘聊起三個兒子那家，大兒子總算結婚了，娶了外村有兩個女兒家的大女兒，老二做了那家二女兒的上門女婿，定下好日子，換身乾淨衣服一個人過去了。這種家屬之間婚姻互換關係，在村莊老一輩人群中占有一定比例。隔年，三兒子做了另一家上門女婿。那位我叫她寄娘的親戚口氣軟下來，見她悄悄地與我娘說：「我看秋天長大了，人蠻機靈，趁早找個人家姑娘，准不會吃虧。」我娘一聲嘆氣，接著寄娘的話嘮叨，意思是家庭遭遇變故，這日子過得不像樣子，照這個光景過下去，也只好走他爹這條路。怎麼，娘讓我做上門女婿？聽到她們聊起這個話題，我心裡說不出是啥滋味。
●我爹是上門女婿，姓林，傳下來的子女都姓娘的姓氏。本來我爹的父母，叫他們爺爺奶奶，娘的父母是外公外婆，我自小兩邊都叫成爺爺奶奶，潛意識裡總感到缺失外公、外婆這兩個稱呼的。我爹出生於兵荒馬亂的年代，他們林家也是大族，在那個村莊裡幾乎都是林姓人家，但落地不太好，處在江畔荒灘，白晃晃的鹽鹼地占據大片土地，種子播下去常常顆粒無收，於是在生長野草、蘆葦的地方墾荒拓地，才能長一點莊稼，可不夠一家老小十幾口人塞牙逢呢。窮是一方面，問題在於快到餓死人的邊緣，哪有女人願意嫁到這個村莊？所以這個江畔村光棍最多，生下小孩送給外鄉無子女人家寄養的最多，離家走江湖跑碼頭賣狗皮膏藥的人最多，去乞討拾荒的人最多。解放後，我爹到了三十五歲年紀，仍然沒有個女人當家的，怎麼辦？我的爺爺奶奶聽到傳言，說幾十里外的一個村莊，地勢高，熟地，田地長莊稼，有糧食，有飯吃，是個讓人有盼頭的好地方。做父母的都不願耽誤子女的終身大事，就託人打聽哪家有女兒的要上門女婿，不講女人美醜，只要有地種，有飯吃，有屋住就行。沒過多久，那個村莊回話說，有戶人家姑娘二十七八歲，倚仗著村莊條件好，自身外貌漂亮，對相親對象挑走了眼，不想誤了婚姻，爹娘為了這個寶貝女兒急得要跳河。那家提出要先看看人，如果看對眼這事好說。
我爹身上帶著全家湊的二毛錢，拎著向鄰居家借的十隻雞蛋，跟著介紹人去女方家相親了。儘管是初冬微冷天氣，來到女方家，正是中午時刻，趕了幾十里路，我爹還是滿臉汗水，肚子餓得咕咕叫，再加上介紹人叮囑守規矩，越臨近家門氣氛越緊張。這家夏姓人家，一看到我爹高個子，長相端正，濃眉大眼，就是臉黑，身體瘦點，不過一副汗流浹背的模樣，倒顯出幾分大男人的英氣來。女方的爹娘滿臉笑容，特別是她的娘急忙朝待在西房間的女兒叫喚，「小珍，你快出來，客人到了，去添飯呀」。小珍有點含羞，偷偷地瞄了一眼我爹，轉身到廚房捧了兩碗菜，返身又端了幾樣小菜和一盆飯放到客堂間台子上，一齊坐下吃起飯來。我爹的一碗飯幾大口就吃下了，小珍站起又幫他添了一碗，而且將飯壓實了加滿。這個小動作被一桌子人都看見了，介紹人打趣地說：「瞧瞧，小珍心疼人了」。小珍瞪了介紹人一眼，難為情地低下頭。我爹當天沒有回去，直至三天後幫女方家張羅完婚事，做了上門女婿，才帶著小珍回到自己父母那邊村莊，算是邊報信邊看高堂。
●從此我爹改姓夏，兩年多時間裡，生下我哥、我姐，1953年秋天，爹娘又生下我。家裡人口多，開銷就大，到我八九歲時，碰上三年乾旱、洪澇自然災害，造成糧食短缺和饑荒，原先這個村莊還算有飯吃，來當上門女婿的男人特別多，被稱為上門女婿村。我娘常念叨，像我爹帶二毛錢、十隻雞蛋換個老婆的人，是不多的，其他一些上門女婿空手而來，連身上的灰塵都沒有，白送給一個女人。村莊裡一些上門女婿，由於得不到女方家族的認可，只把他們當成勞動工具使喚，像是從外面牽來的一頭牛，只知道把它往大田地趕，根本沒有女婿、丈夫、父親的尊嚴，甚至沒有一個男人應該有的禮儀和地位。上門女婿的家庭，女方好像天生就有一種優越感。村莊北河沿瞿家上門女婿阿杉，得不到半點尊重，他更加自卑，沒有一天有過男主人的感覺，瞿家老少都可以欺負他，成了瞿家的長期僱工，他跟幾個同是上門女婿的男人說：「怎麼一夜天好像回到了舊社會啊！」不管是下暴雨，38度高溫，還是寒冬臘月，他是每天被瞿家人催著去幹活，即使生病了，連藥都不給買，手腳都不讓閒下來。阿杉常對外人發牢騷，討個老婆吃足苦頭，早曉得被人這般不待好，還不如不要女人呢。所以，當自然災害來臨開始出現餓死人的困境時，阿杉是第一個離開這個村莊去逃命的，自此再也沒有回到瞿家。
我爹雖然沒有什麼文化，但他懂人情識事務，對夏家長輩關心，小輩愛護，同輩之間多了寬容和理解，各方面都得到了夏氏一族的認可。尤其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爹想盡辦法與全家老小共同面對，吃野草、啃樹皮，按他說的話「連河溝里蝦兵蟹將都被翻遍了」，由於乾旱，河溝見底，陷在爛泥里的田螺、蚌、蘆根等東西，全部進入人的肚子。命總算活下來了，我爹撐起這個家自然受到大家的尊重，其他人家上門女婿都將我爹作為榜樣。
●「文化大革命」開始，本來偏遠貧困、與世無爭的村莊，一下子打破了安靜太平的日子。有個在小鎮上開縫紉店的小業主，接觸三教九流的人多，腦子靈活，觀念新，敢於說三道四，被造反派說成是反革命分子，是「特務」。那時我年齡不小了，看到小業主的縫紉店被砸，人也看押起來，就覺得要出事。後來查這個小業主社會關係時，查到了我爹與小業主是老家遠房親戚，他們的父母上一輩之間有些往來，再加上我爹做上門女婿有個好名聲，不懷好意者硬是把互不來往不搭界的小輩扯到一起，說我爹是被「特務」安排做上門女婿，潛伏在這個村莊裡。還有人揭發我爹幫一個老地主除草，立場不穩，是壞分子。如此一來，我爹被定為四類分子之一。有年開春，在大隊院子裡，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先要將泥地上的草除盡，那天我爹路過看到一個老地主累得攤坐在泥地上，就十分同情他，便上前幫他除草完成任務。因為第二天要召開批鬥大會，為了提高春耕生產農民的出工率，以及體現運動的威力，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等四類分子掛牌站在四方型土墩上，我爹也被列入批鬥對象。
●自此以後，我們一家成為別人取笑和斥責，隨時可以被人欺負的壞分子家庭。同族人對我爹上門女婿的身份百般刁難，叫他滾回幾十路外的老家去，別在他們村莊丟人現眼。我娘抱著我爹邊哭邊說，提出帶我們一家回爹的老家，離開這個是非之地。我爹認真地說：「小珍，到哪裡都一樣，你相信『四類分子』哪個是真的？我不能離開，莫須有的『罪名』遲早會弄清楚的。唉，只是苦了你和孩子們啊！」何止是苦，我奶奶本患有眼疾，現在連人人稱道的上門女婿被扣上壞分子帽子，遊街批鬥，受盡凌辱，奶奶流乾眼汨，哭瞎了眼睛，以致失去勞動能力。祖奶奶癱瘓在床好幾年，家庭經此打擊，病情加重，身邊離不得人，親戚互相幫忙照顧。而我爹既然被列入壞分子隊伍，隨時被喚去大隊種樹，除草，開溝墊土，做路，全是沒有任何報酬的義務工，回到小隊出工還被打折扣。三年自然災害困難度過來了，到「文革」時期我的家就被一頂高帽子徹底擊垮。哥哥、姐姐和我的婚姻，也成了我少年時上學路過那家三個兒子家庭的翻板，哥哥娶了外村女人，姐姐嫁到那家成了外村媳婦。1975年經人介紹，我做了外村一個「四類分子」家庭的上門女婿。我娘說，牆上髒了再塗層泥，反正髒了，怕啥，老天總會開眼的。
●我與人家姑娘玲兒是同病相憐，她沒人敢娶，我沒人敢嫁，搬到她家住，兩個所謂賤民家屬就這樣一起過著貧賤日子。第二年，好消息從北京傳來，「四人幫」被粉碎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了。老天有眼啊，還真讓我娘說中了。我和玲兒拎著兩瓶酒看我爹娘去了，這漫長的等待總算雲開霧散，值得慶祝。公社一紙紅頭文件把村莊「四類分子」的帽子給撤銷了，並在經濟上給予一定的補償。那天我帶去的兩瓶酒哪裡夠，哥哥姐姐又從村裡商店買了兩大缸酒，我們全家和族氏長輩、兄弟個個喝得酩酊大醉。
老話說因禍得福，也許被虧欠太多，大隊安排我爹進了村副業場，哥哥到磚瓦廠上班，姐姐被她所在公社安排到棉紡廠上班，生活條件漸漸好轉起來。我與玲兒結婚後，因家庭拮据等因素，不想連累孩子，所以沒有及時要孩子。到1977年恢復高校招生制度出台，我憑藉還有點文化底子，報名參加高考，想以此改變自己和家庭的命運。我妻子發動親戚、熟人搞來一些複習資料，我胡亂複習、做題，那些文字、數字像是老朋友一般，並沒有嫌棄我這個鄉村上門女婿，以及曾經所謂的「四類分子」家屬，它們都肯幫著我，非常愉快地來到我的腦袋就不走了。幾個月後參加公社組織的模擬考試，如果達不到文化考試合格，就取消高考資格。我的文化模擬考試成績，名列公社報考人數前五名，取得了高考資格。正式考試時，我激動得手抽筋，影響了臨場發揮。回家與玲兒一說，她眼淚汪汪地安慰說：「秋天，你過來沒有改姓，即便考不上，這個家你是當家人，我們尋別的活路，苦日子都熬過來了，上個學算什麼。」高考結果出來，我被當地一座中等師範學校錄取了，成為村莊第一個大學生。
兩年後畢業，我被分配到外公社當小學教師。這時我與玲兒想要自己的孩子了。過了一年多，我的女兒出生，給家庭帶來了新的歡樂。可惜當我和玲兒再想生一個孩子時，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只能生一個孩子，我們為女兒辦了獨生子女證書。現在，我女兒早已結婚，女婿也是獨生子女，外孫都五歲了。我們家安排著女兒、女婿的房間，他們兩邊都居住，方便來往。
現在，上門女婿的稱謂已經模糊了，即便有，那也是幸福的上門女婿，僅僅是一種形式而已，不可能會有我們老一輩那種上門女婿改名換姓、命運弄人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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