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帝漢武帝晚年為何發 罪己詔[朗讀]

漢武帝劉徹是西漢王朝的第五位皇帝。在位時頒行推恩令，解決王國勢力，並將鹽鐵和鑄幣權收歸中央，"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統一人們的思想，北擊匈奴，實現了西漢王朝的大一統。
公元前91年，公孫敬聲被人告發用巫蠱咒武帝，武帝寵臣江充奉命查巫蠱案。江充與太子劉據有隙，趁機陷害太子，皇后衛子夫和太子劉據相繼被迫自殺。清醒過來的武帝滅江充三族。
武帝統治時期，北擊匈奴長年征戰，雖取得了一些戰爭的勝利，但也給百姓和國家帶來的沉重的負擔。加之，武帝晚年崇信方術以求長生，耗費無度，民生困苦，部分地區出現了動亂情況。
公元前90年，武帝命大將李廣利出征匈奴，但李廣利能力平庸，指揮失當、兵敗降敵，數萬漢軍戰死疆場。這是武帝北擊匈奴以來巨大的軍事挫折。李廣利降匈奴一年後，也被殺祭神。
以上的種種，讓漢武帝開始反思自己的政策。漢武帝在《輪台詔》中，深陳既往遣李廣利北伐匈奴之悔，否定了部分臣子主張將戰爭繼續升級的屯田輪台的計劃，表示當今政事，最要緊的應當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指出安定生產的重要性。

公元前89年，68歲高齡的漢武帝，從長安來到新疆輪台，行程達2880多公里，所為何來？但絕對不是專為下「罪己詔」而去的，想想這數千里的路程就不難讓人明白。事實上，就是想聽聽、想看看輪台的屯田事宜，好為遠征西域做個準備。
當時，大農令桑弘羊與大臣田千秋等官員聯名上書，建議漢武帝加大屯田力度，擴充輪台、渠犁等地的屯田規模，以保障西征大軍的糧草所需。
對於漢武帝此行的目的，桑弘羊等人早已瞭然於胸。所以，當漢武帝一行來到輪台屯田之處，便針對鞏固徵討西域的勝利成果，維護西域商路暢通等方面，充分準備了功課，那就是加大屯田的力度。
然而，漢武漢原本實施的征伐擴張的執政理念，卻在此時突然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果斷駁回桑弘羊建議，並將一直實施的征戰擴張國策，調整為休養生息的內治國策。同時，下詔自責：「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政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史稱《輪台罪己詔》，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份帝王罪己詔。大意：由於自己的窮兵黷武、連年征戰，給百姓的生存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心中甚感愧疚。所以，從現在起，將效仿文景之治，與民休息。
由此可見，漢武帝在出發之時，依舊堅守著自己征戰擴張的執政理念。之所以會在到達輪台時，才提出了自己調整國策的理念，極有可能是其在長達數十日的路途中，思慮再三的結果。
那麼，又是什麼原因促使漢帝武帝下定決心，調整治國方略的。
最重要的一條：社會動盪已起，國家危亡已顯。
一是：漢武漢在位54年，修建茂陵的時間就長達53年。所耗人力、財力等絕對是一個天文數字。
二是：全國賦稅總收入的三分之一，被用於宮廷改建、新建，巡遊、求仙等私慾行為。
三是：由於徵用大量壯年進行征戰，造成大片土地荒蕪，官民皆貧。
四是：稅賦連年增加，百姓壓力山大。
因此種種，國內出現大量百姓流亡，盜寇四處。紛紛發生百姓武裝反抗官府的事件，而且連殺不禁。
據史料記載：僅關東一隅，一次性就曾出現過200萬流民的現象；另有記載：「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意為：有些地方盜賊之多，已然截斷了官府的交通要道，官民盡皆難以通行。同時，時有農民起義發生，社會秩序已顯現極度動盪的狀態，國家猶如浪潮中的小船，隨時都處於危亡的關口。
為了解決匪患問題，漢武帝還專門組建了一支秘密機構（如同明朝時的東廠），即：繡衣御史、繡衣直指、繡衣執法、直指繡衣使者等。可身穿繡衣，手持節杖和虎符，隱於民間，專門探聽和平定各地武裝叛亂以及農民起義。
可以說，漢武帝末年，社會秩序已經極度惡化。
所以，極有可能是因鑒於此，一向乾綱獨斷、固執己見的漢武帝才會進行深刻反思，最終做出自污其身、自損其名的「罪己詔」一事來。畢竟，江山大於個人榮辱。
此後，為表自己 「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的決心，以及「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的悔過之意。隨後，拜田千秋為丞相，並封其為富民侯，以彰顯自己與民休養生息的決心。同時，漢武漢幡然省悟，遂將宮中方士盡皆趕出宮外，不再相信長不死之事，不再聽信神仙一說。
天漢三年，再次發生匈奴入侵雁門關的邊情。但是，此時全國處於修養生息的狀態，已無兵可派。為此，漢武帝徵發牢獄中的犯人，以參戰可贖罪、立功可受爵為條件，令其抵抗匈奴大軍。不曾想，這些上陣的犯人多為敢死之士，雖然戰死人數高達六成以上，結果卻是一戰大敗匈奴，勝利而還。
事後，有人將漢武帝同始皇帝進行比較，二人皆好奢華，皆好征戰，皆好長生，但結果卻是「秦亡，而漢興」。之所以有此結果，皆因漢武帝晚年能夠醒悟之故，能夠將繼承人漢昭帝託孤可用之人。
也因此「罪己詔」，不但全面調整了漢朝的治國方略，還使危亡關頭的國家政權轉危為安，更為之後的「昭、宣中興」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