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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性抑鬱是指因政治事件和環境的影響，導致個體產生情緒低落、消極無助和厭惡政治等缺乏幸福感和動力感的心理狀態。這種抑鬱可能導致個體遠離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的政治穩定和發展。
至於為何是今年的熱詞，可能跟當前的社會環境和國際形勢有關。在某些特定的社會和政治背景下，人們可能會感到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和對現有政治體系的失望，這可能導致政治性抑鬱的出現。此外，社交媒體和信息傳播的快速發展也可能使得與政治性抑鬱相關的討論和關注度增加。
請注意，以上只是可能的解釋，具體原因可能因人而異。
至於為何是今年的熱詞，可能跟當前的社會環境和國際形勢有關。在某些特定的社會和政治背景下，人們可能會感到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和對現有政治體系的失望，這可能導致政治性抑鬱的出現。此外，社交媒體和信息傳播的快速發展也可能使得與政治性抑鬱相關的討論和關注度增加。
請注意，以上只是可能的解釋，具體原因可能因人而異。
新聞中每天都在報道大量的負面事件，例如某明星被發現出軌、某地發生惡性傷人事件等等。
由於「負性信息偏好」的影響，人們總是對那些引起我們厭惡、反感或者心理衝突的新聞給予額外的關注，所以相比於那些正能量新聞，那些負面信息總是能給人留下更為深刻的印象。
另一方面，趨利避害是人類的本能，所以人們總是會對那些可能造成危險的環境線索給予更多的關注。
人們的心理受到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從而形成了「政治性抑鬱」，表現為知道得越多越痛苦。
生活中有一些人似乎總是喜歡評論各種社會現象，他們擁有很強的洞察力，喜歡去探尋事物背後的真相。
例如，他們發現朋友們每天談論的都是諸如吃喝拉撒睡的無聊問題，就會看到社會平庸、不求上進的一面。從大方向來看，他們也會透過各種社會負面現象看到關於人權、平等等方面的矛盾。
例如最近鬧得轟轟烈烈的黑人暴亂，暴力和歧視給人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這一瞬間，很多中國人不顧國界，紛紛為他們祈福，希望他們能夠早日從水深火熱之中解脫出來。
又比如最近沸沸揚揚的「頂替事件」，寒窗苦讀十幾年卻被另一個人頂替上大學，一個家庭的投入被浪費，一個人的人生也因此被改變。
這樣的負面新聞比比皆是，我們整天被泡在這樣的信息中，似乎對這個社會的看法也逐漸發生著改變。
據調查，看新聞時長與抑鬱水平呈正比關係，即花越多的時間看新聞，抑鬱水平越高，可見新聞中的負面信息已經對人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那些產生「政治性抑鬱」的人便是深受其害。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教育的普及，現在的人越來越獨立，自我意識水平也較高，對於善惡、美醜、好壞的分辨能力普遍較強，所以人們抵抗負面信息對自己的侵蝕的能力也較強。
那麼為什麼知道得越多越痛苦？難道人們都失去了理智嗎？
其實，任何態度的改變都是在說服信息與態度主體原有態度存在差異，並引起心理壓力的情況下發生的。
「政治性抑鬱者」每天接觸大量的負面信息，這些負面信息與人們原有的正面態度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人們的態度才會逐漸發生改變，才會逐漸因為這些差異而對社會感到失望和厭倦。
社會心理學家伯克納等人曾讓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和一位基督教青年會諮詢員給出關於普通人每晚需要睡覺的小時數信息。
每個參與者從一位傳遞者那裡獲得一種信息，如應該睡8小時、應該睡7小時等等。
由於大多數參與者最初認為8小時是最合適的，所以他們最初態度與8小時之間的差異為0。
而隨著他們接收到的信息與原有態度之間的差異的增大，如接收到7小時、6小時等，以此類推，他們態度的改變量也隨之增大。
最終結果表明，在一定範圍內，人們態度的改變量隨著信息差異的增大而增加，超出這個範圍，人們的態度改變量會下降。
這個結論告訴我們，現代社會的人們雖然自我意識水平提高，分辨是非的能力也比較強，但還是抵不過每天狂轟濫炸的負面信息。
這些負面信息與人們原有態度的差異非常大，因此使得人們對於社會現狀越來越擔憂。
人們之所以患上「政治性抑鬱」，對社會感到失望，甚至產生對生活的失控感，還與一個因素有關，即負面信息的重複。
卡斯泊和佩蒂曾經做過一個研究，讓被試反覆聽分別來自高可信源和低可信源的信息，結果發現強有力的信息的重複增加了被試的態度改變量。
所以當信息可信並且重複呈現的時候，人們的態度會逐漸發生改變，而那些花大量時間看負面新聞的人們正是如此。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避免「政治性抑鬱」呢？
基於上述的研究，我們知道反覆地接受信息、負面信息與原有態度差異大都會造成人們對社會的擔憂和對生活的失控感。
因此我們必須減少看新聞的次數，把更多的時間拿去做一些能夠產生積極自我概念的事，從而提升我們的幸福感，簡言之，遠離負能量。
由於「負性信息偏好」的影響，人們總是對那些引起我們厭惡、反感或者心理衝突的新聞給予額外的關注，所以相比於那些正能量新聞，那些負面信息總是能給人留下更為深刻的印象。
另一方面，趨利避害是人類的本能，所以人們總是會對那些可能造成危險的環境線索給予更多的關注。
人們的心理受到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從而形成了「政治性抑鬱」，表現為知道得越多越痛苦。
生活中有一些人似乎總是喜歡評論各種社會現象，他們擁有很強的洞察力，喜歡去探尋事物背後的真相。
例如，他們發現朋友們每天談論的都是諸如吃喝拉撒睡的無聊問題，就會看到社會平庸、不求上進的一面。從大方向來看，他們也會透過各種社會負面現象看到關於人權、平等等方面的矛盾。
例如最近鬧得轟轟烈烈的黑人暴亂，暴力和歧視給人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這一瞬間，很多中國人不顧國界，紛紛為他們祈福，希望他們能夠早日從水深火熱之中解脫出來。
又比如最近沸沸揚揚的「頂替事件」，寒窗苦讀十幾年卻被另一個人頂替上大學，一個家庭的投入被浪費，一個人的人生也因此被改變。
這樣的負面新聞比比皆是，我們整天被泡在這樣的信息中，似乎對這個社會的看法也逐漸發生著改變。
據調查，看新聞時長與抑鬱水平呈正比關係，即花越多的時間看新聞，抑鬱水平越高，可見新聞中的負面信息已經對人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那些產生「政治性抑鬱」的人便是深受其害。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教育的普及，現在的人越來越獨立，自我意識水平也較高，對於善惡、美醜、好壞的分辨能力普遍較強，所以人們抵抗負面信息對自己的侵蝕的能力也較強。
那麼為什麼知道得越多越痛苦？難道人們都失去了理智嗎？
其實，任何態度的改變都是在說服信息與態度主體原有態度存在差異，並引起心理壓力的情況下發生的。
「政治性抑鬱者」每天接觸大量的負面信息，這些負面信息與人們原有的正面態度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人們的態度才會逐漸發生改變，才會逐漸因為這些差異而對社會感到失望和厭倦。
社會心理學家伯克納等人曾讓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和一位基督教青年會諮詢員給出關於普通人每晚需要睡覺的小時數信息。
每個參與者從一位傳遞者那裡獲得一種信息，如應該睡8小時、應該睡7小時等等。
由於大多數參與者最初認為8小時是最合適的，所以他們最初態度與8小時之間的差異為0。
而隨著他們接收到的信息與原有態度之間的差異的增大，如接收到7小時、6小時等，以此類推，他們態度的改變量也隨之增大。
最終結果表明，在一定範圍內，人們態度的改變量隨著信息差異的增大而增加，超出這個範圍，人們的態度改變量會下降。
這個結論告訴我們，現代社會的人們雖然自我意識水平提高，分辨是非的能力也比較強，但還是抵不過每天狂轟濫炸的負面信息。
這些負面信息與人們原有態度的差異非常大，因此使得人們對於社會現狀越來越擔憂。
人們之所以患上「政治性抑鬱」，對社會感到失望，甚至產生對生活的失控感，還與一個因素有關，即負面信息的重複。
卡斯泊和佩蒂曾經做過一個研究，讓被試反覆聽分別來自高可信源和低可信源的信息，結果發現強有力的信息的重複增加了被試的態度改變量。
所以當信息可信並且重複呈現的時候，人們的態度會逐漸發生改變，而那些花大量時間看負面新聞的人們正是如此。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避免「政治性抑鬱」呢？
基於上述的研究，我們知道反覆地接受信息、負面信息與原有態度差異大都會造成人們對社會的擔憂和對生活的失控感。
因此我們必須減少看新聞的次數，把更多的時間拿去做一些能夠產生積極自我概念的事，從而提升我們的幸福感，簡言之，遠離負能量。
據美國《科技時報》報道，一項研究發現，每天瀏覽社交媒體超過3小時的青少年，患包括焦慮和抑鬱的心理問題風險要比其他人高出60%。
這種抑鬱中，就有可能包含著政治性抑鬱。
什麼是政治性抑鬱
近年來，政治性抑鬱（political depression）已經從一種隱喻層面的症候成為了一種臨床症狀，符合美國心理學會（apa）的抑鬱症標準。
根據dr.robert lusson的《政治性抑鬱》一文，政治性抑鬱是比較難以定義的。由政治事件誘發的抑鬱症可能先於已有的抑鬱症狀發作，也可能觸發或加劇本身已經存在的抑鬱狀態。
此外，在原有的抑鬱症狀表現基礎之上，政治抑鬱可能會多出一個表現維度，即個體會覺得自己失去了對於命運的掌控。
有人認為，在各類社交媒體和資訊平台占據人們生活的當下，人們能隨時隨地了解世界上每個角落發生的災難，是造成政治性抑鬱的主要原因。
比如人生輸家在紅谷灘隨機殺人，（思廬哲學編輯）美國總在發生大規模槍擊案，大熊貓在泰國被劣質竹子噎死，2070年所有的珊瑚礁都會消失，巴西博物館大火燒毀兩千萬件文物，巴黎聖母院重建要等四十年。
只要有時間，人們每天可能會從各種新聞里接觸到大量悲劇性事件。這些令人沮喪的新聞充斥著種種結構性之惡和不公，個體的災難時刻都在上演。
而另一方面，人們又清楚的意識到這些新聞背後還有更多無法被看見的惡性事件。但大部分人只是通過新聞資訊來了解事件的觀看者，能做的僅有輿論上的支持，卻改變不了事情本身。有良知的人們卻無能為力，最後被一種巨大無形的無力感所擊潰。
在這種環境下，人們尤其是確信自己不受種族、性別、宗教、階級或財富限制的年輕人，會更容易感到焦慮、憤怒、被欺騙或背叛，並且不願意開始重新審視自我的信仰體系。
而當人們發現當下的自己和原來的價值觀步調不一致時，政治抑鬱可能會反過來引發更深層次的、關乎生命意義問題的危機。
誰更容易政治性抑鬱
政治抑鬱可能與人與社會的關係有關。
那些容易產生政治抑鬱的人，通常敏感細膩、有同理心並且具有社會責任感。他們期待世界變得更好，並希望自己也有責任使社會變得更好。但與之相對的，理想化的願望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會很容易讓他們很容易覺得失落和無助。這種創傷感可能會讓他們不願意面對現實，從而陷入抑鬱。
政治性抑鬱的另一個原因可能來自於個體對於不可抗力的恐懼。對於政治、社會、文化、群體習慣等種種綜合原因造成的悲劇面前，人們通常感到以個體之力難以與之對抗，並恐懼同樣的命運有朝一日會落在自己的身上。
政治性抑鬱之外
dr.robert lusson的《政治性抑鬱》是在美國的政治文化語境下作出的研究。他認為，人們可能在經歷政治抑鬱的時候變得隨波逐流。在文中，作者將「政治性抑鬱」歸於美國中產階級青年的獨特症候。
但實際上，政治性抑鬱既不是美國青年獨有的，也不是中產階級獨有的，而是世界性的。
在近幾年紛亂的世界局勢下，（思廬哲學編輯）人們無疑時常陷入對各方新聞信息的奮力捕捉和思辨、自我觀點的不斷推翻與重建以及對新聞事件本身巨大的苦難的無力感。
作為沒有任何權力和話語權的個體，我們應該認識到的是，在各類事件里，我們的參與始終是有限的，強迫自己時刻被這些事件占據，無疑是一種消耗。
我們目前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要將過度的參與熱情空耗在遠方的惡上面。
讓自己清醒客觀，獨立思考，就已經是一種成功了。
希望我們既不選擇政治性冷漠，也不陷入政治性憂鬱。
文章轉自公眾號whatonearth
這種抑鬱中，就有可能包含著政治性抑鬱。
什麼是政治性抑鬱
近年來，政治性抑鬱（political depression）已經從一種隱喻層面的症候成為了一種臨床症狀，符合美國心理學會（apa）的抑鬱症標準。
根據dr.robert lusson的《政治性抑鬱》一文，政治性抑鬱是比較難以定義的。由政治事件誘發的抑鬱症可能先於已有的抑鬱症狀發作，也可能觸發或加劇本身已經存在的抑鬱狀態。
此外，在原有的抑鬱症狀表現基礎之上，政治抑鬱可能會多出一個表現維度，即個體會覺得自己失去了對於命運的掌控。
有人認為，在各類社交媒體和資訊平台占據人們生活的當下，人們能隨時隨地了解世界上每個角落發生的災難，是造成政治性抑鬱的主要原因。
比如人生輸家在紅谷灘隨機殺人，（思廬哲學編輯）美國總在發生大規模槍擊案，大熊貓在泰國被劣質竹子噎死，2070年所有的珊瑚礁都會消失，巴西博物館大火燒毀兩千萬件文物，巴黎聖母院重建要等四十年。
只要有時間，人們每天可能會從各種新聞里接觸到大量悲劇性事件。這些令人沮喪的新聞充斥著種種結構性之惡和不公，個體的災難時刻都在上演。
而另一方面，人們又清楚的意識到這些新聞背後還有更多無法被看見的惡性事件。但大部分人只是通過新聞資訊來了解事件的觀看者，能做的僅有輿論上的支持，卻改變不了事情本身。有良知的人們卻無能為力，最後被一種巨大無形的無力感所擊潰。
在這種環境下，人們尤其是確信自己不受種族、性別、宗教、階級或財富限制的年輕人，會更容易感到焦慮、憤怒、被欺騙或背叛，並且不願意開始重新審視自我的信仰體系。
而當人們發現當下的自己和原來的價值觀步調不一致時，政治抑鬱可能會反過來引發更深層次的、關乎生命意義問題的危機。
誰更容易政治性抑鬱
政治抑鬱可能與人與社會的關係有關。
那些容易產生政治抑鬱的人，通常敏感細膩、有同理心並且具有社會責任感。他們期待世界變得更好，並希望自己也有責任使社會變得更好。但與之相對的，理想化的願望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會很容易讓他們很容易覺得失落和無助。這種創傷感可能會讓他們不願意面對現實，從而陷入抑鬱。
政治性抑鬱的另一個原因可能來自於個體對於不可抗力的恐懼。對於政治、社會、文化、群體習慣等種種綜合原因造成的悲劇面前，人們通常感到以個體之力難以與之對抗，並恐懼同樣的命運有朝一日會落在自己的身上。
政治性抑鬱之外
dr.robert lusson的《政治性抑鬱》是在美國的政治文化語境下作出的研究。他認為，人們可能在經歷政治抑鬱的時候變得隨波逐流。在文中，作者將「政治性抑鬱」歸於美國中產階級青年的獨特症候。
但實際上，政治性抑鬱既不是美國青年獨有的，也不是中產階級獨有的，而是世界性的。
在近幾年紛亂的世界局勢下，（思廬哲學編輯）人們無疑時常陷入對各方新聞信息的奮力捕捉和思辨、自我觀點的不斷推翻與重建以及對新聞事件本身巨大的苦難的無力感。
作為沒有任何權力和話語權的個體，我們應該認識到的是，在各類事件里，我們的參與始終是有限的，強迫自己時刻被這些事件占據，無疑是一種消耗。
我們目前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要將過度的參與熱情空耗在遠方的惡上面。
讓自己清醒客觀，獨立思考，就已經是一種成功了。
希望我們既不選擇政治性冷漠，也不陷入政治性憂鬱。
文章轉自公眾號whatonearth
今年開端就不平凡，這個世界好像正在變得越來越差：俄烏衝突打響，和平安定這麼容易打破；東航失事，132條生命的離去，生命原來如此脆弱；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冠病毒正在用更加嚴厲的姿態撲過來......無數的大事件一個接著一個而來，我們很容易就陷入一種無能為力的無奈情緒中，因為這些壞消息而心煩意亂，而又忍不住的去深入了解這些事件從而看到越來越多的壞消息，會疑問這個世界還會好起來嗎？源源不斷的壞消息，使得我們難以真正平靜下來沉浸學習和工作，很容易由此陷入一種極端失落、沮喪的壞情緒中。
心理學家羅伯特·盧森博士將這種引發信念崩塌、懷疑人生意義的巨大沮喪，形容為「政治性抑鬱」。
政治性抑鬱有以下幾個維度：
第一，是由政治事件誘發的抑鬱症，但可能先於已有的抑鬱症狀發作。
第二，是可能觸發或加劇本身已經存在的抑鬱狀態。
第三，沉浸於事件帶來的負面情緒但又無力做出改變，導致了抑鬱狀態。
誰更容易政治性抑鬱？
1、政治性抑鬱主要與人與社會性有關。
那些容易產生政治性抑鬱的人，通常比較敏感細膩、具有同理心並且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們殷切期望著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並希望自己在其中發揮一定的作用。但與之相對的，理想化的願望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會很容易讓他們很容易覺得失落和無助。這種創傷感可能會讓他們不願意面對現實，從而陷入抑鬱。
2、政治性抑鬱的另一個原因可能來自於個體對於不可抗力的恐懼。對於政治、社會、文化、群體習慣等種種綜合原因造成的悲劇面前，人們通常感到以個體之力難以與之對抗，並恐懼同樣的命運有朝一日會落在自己的身上。
3、理性面對遠方的呼聲
導致政治性抑鬱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時，我們的心理防線被層出不窮的壞消息給搞垮了。沉浸於各類新時事熱點，乃至「翻牆」去查找外文報道，這種行為其實也算得上另一種信息同溫層與信息繭房。如果長時間地接觸大量同類新聞，我們會很容易把所看到的看成這個世界的真相。
我們作為信息接收者，在接受信息時，總是會有意無意間更多注意那些與自己原有觀念、態度及價值觀相吻合的信息；而各類平台、媒體作為信息發出者，利用大數據的選擇化信息投放，也使得我們更容易得到自己本身偏向關心的信息。「因公眾自身的信息需求並非全方位的，公眾只注意自己選擇的東西和訊息領域，久而久之，會將自身桎梏於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中」，就像美國傳播學者凱斯·r·桑斯坦所說的。
「作為個體，在面對所接收的繁雜信息時，由於個人的判別能力往往是有限的，我們往往會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
how can we do？
我們應該明白，人類的確應該對世界抱有使命感和責任感，我們有義務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但殘酷的現實是由於自然、社會、文化、政治等多種因素造成的，人類無法抵抗。它不應該成為我們情緒的枷鎖，大家更不必把自己鎖死在這樣的事件里來回掙扎，加重抑鬱情緒的產生。
我們要做的，就是讓自己不要被負面消息引起的無力感和絕望感裹挾，避免自己因為信息過載而產生嚴重的挫敗心理。不要丟失信心和行動力。
就如胡適所說，年輕人一開始接觸到社會的冷酷時，很容易被悲觀和失望的情緒擊倒。我們這一代年青人，在接受了越來越多紛亂嘈雜的壞消息之後，很容易失去對這個世界的信心，以及實際做事的行動力，陷入另一種政治冷漠的虛無主義境地。
但實際上，面對外界一個個的壞消息，面對看起來越來越糟糕的社會和自然環境，我們不能輕視自己的行動，不能小瞧自己話語的重要性。我們應該明白，這世界也許正在變壞，但就此繳械投降、自怨自艾，不僅無濟於事，更是一種為自己的不作為所找的藉口。其實，某些時候，個人的看似不起眼的一句話也有可能為影響他人，為這個世界的改變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轉發一些有意義的，質量高的、思辨性的文章，或是在一些公眾平台發表慎重思考過後的言論。即使可能最後結果也不會有太大改善，但只要我們能影響到身邊的幾個人，雖然輕微，但已經是對這個世界有足夠意義的改變了。
面對壞消息不斷的情形，我們仍然可以試著去用一種更有價值、更有意義的方式生活。更加進取一點，更加樂觀一點，如此這般，點點星光可以匯成星辰大海，星星之火也可成燎原之勢，我們看似微不足道的言行也可以影響到這個世界。
共勉吧，就像朱光潛在《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中寫道的，「鹵莽叫囂還是十字街頭的特色，是膚淺卑劣的表征。我們要能於叫囂擾攘中：以冷靜態度，灼見世弊；以深沉思考，規劃方略；以堅強意志，征服障礙。總而言之，我們要自由伸張自我，不要汩沒在十字街頭的影響里去。」
心理學家羅伯特·盧森博士將這種引發信念崩塌、懷疑人生意義的巨大沮喪，形容為「政治性抑鬱」。
政治性抑鬱有以下幾個維度：
第一，是由政治事件誘發的抑鬱症，但可能先於已有的抑鬱症狀發作。
第二，是可能觸發或加劇本身已經存在的抑鬱狀態。
第三，沉浸於事件帶來的負面情緒但又無力做出改變，導致了抑鬱狀態。
誰更容易政治性抑鬱？
1、政治性抑鬱主要與人與社會性有關。
那些容易產生政治性抑鬱的人，通常比較敏感細膩、具有同理心並且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們殷切期望著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並希望自己在其中發揮一定的作用。但與之相對的，理想化的願望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會很容易讓他們很容易覺得失落和無助。這種創傷感可能會讓他們不願意面對現實，從而陷入抑鬱。
2、政治性抑鬱的另一個原因可能來自於個體對於不可抗力的恐懼。對於政治、社會、文化、群體習慣等種種綜合原因造成的悲劇面前，人們通常感到以個體之力難以與之對抗，並恐懼同樣的命運有朝一日會落在自己的身上。
3、理性面對遠方的呼聲
導致政治性抑鬱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時，我們的心理防線被層出不窮的壞消息給搞垮了。沉浸於各類新時事熱點，乃至「翻牆」去查找外文報道，這種行為其實也算得上另一種信息同溫層與信息繭房。如果長時間地接觸大量同類新聞，我們會很容易把所看到的看成這個世界的真相。
我們作為信息接收者，在接受信息時，總是會有意無意間更多注意那些與自己原有觀念、態度及價值觀相吻合的信息；而各類平台、媒體作為信息發出者，利用大數據的選擇化信息投放，也使得我們更容易得到自己本身偏向關心的信息。「因公眾自身的信息需求並非全方位的，公眾只注意自己選擇的東西和訊息領域，久而久之，會將自身桎梏於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中」，就像美國傳播學者凱斯·r·桑斯坦所說的。
「作為個體，在面對所接收的繁雜信息時，由於個人的判別能力往往是有限的，我們往往會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
how can we do？
我們應該明白，人類的確應該對世界抱有使命感和責任感，我們有義務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但殘酷的現實是由於自然、社會、文化、政治等多種因素造成的，人類無法抵抗。它不應該成為我們情緒的枷鎖，大家更不必把自己鎖死在這樣的事件里來回掙扎，加重抑鬱情緒的產生。
我們要做的，就是讓自己不要被負面消息引起的無力感和絕望感裹挾，避免自己因為信息過載而產生嚴重的挫敗心理。不要丟失信心和行動力。
就如胡適所說，年輕人一開始接觸到社會的冷酷時，很容易被悲觀和失望的情緒擊倒。我們這一代年青人，在接受了越來越多紛亂嘈雜的壞消息之後，很容易失去對這個世界的信心，以及實際做事的行動力，陷入另一種政治冷漠的虛無主義境地。
但實際上，面對外界一個個的壞消息，面對看起來越來越糟糕的社會和自然環境，我們不能輕視自己的行動，不能小瞧自己話語的重要性。我們應該明白，這世界也許正在變壞，但就此繳械投降、自怨自艾，不僅無濟於事，更是一種為自己的不作為所找的藉口。其實，某些時候，個人的看似不起眼的一句話也有可能為影響他人，為這個世界的改變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轉發一些有意義的，質量高的、思辨性的文章，或是在一些公眾平台發表慎重思考過後的言論。即使可能最後結果也不會有太大改善，但只要我們能影響到身邊的幾個人，雖然輕微，但已經是對這個世界有足夠意義的改變了。
面對壞消息不斷的情形，我們仍然可以試著去用一種更有價值、更有意義的方式生活。更加進取一點，更加樂觀一點，如此這般，點點星光可以匯成星辰大海，星星之火也可成燎原之勢，我們看似微不足道的言行也可以影響到這個世界。
共勉吧，就像朱光潛在《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中寫道的，「鹵莽叫囂還是十字街頭的特色，是膚淺卑劣的表征。我們要能於叫囂擾攘中：以冷靜態度，灼見世弊；以深沉思考，規劃方略；以堅強意志，征服障礙。總而言之，我們要自由伸張自我，不要汩沒在十字街頭的影響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