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盧梭與霍爾巴赫的時代，啟蒙思想家們才對專制展開了猛烈的攻擊。霍爾巴赫在《自然政治論》中說：「專制制度——這是一種以荒絕倫的貪心為基礎的竊所得的政權，它似乎認為國王的任何意旨對社會都應當是法律。」他把「專制」說成是「荒謬絕倫」的。盧梭則在《社會契約論》詳細論述了專制必然非法的道理。
專制制度對民眾沒有任何好處
在《社會契約論》的開頭，盧梭說：「我將努力把權利所許可的和利益所要求的結合在一起，以便使正義與功利二者不致有所分歧。」在他看來，一個合法的政權，必須得同時滿足「權利所許可的」和「利益所要求的」這兩個因素。許多專制國家是「利益所要求的」，但並非「權利所許可的」，波旁王朝就是其中之一。
路易十四是波旁王朝最有作為的一位君主，他通過各種手段，消滅了封建王侯的分散勢力，建立起絕對的君主專制。這種絕對統一的君主專制把權力集中到了中央，使法國免除戰亂與割據之苦，實現社會的穩定，所以是「利益所要求的」。但盧梭對於專制所帶來的這種穩定不屑一顧，因為它剝奪了民眾的自由，民眾雖然不再是「亂離人」，卻已淪為了「太平犬」。因此盧梭並不感激路易十四的絕對君主專制，他說：
監獄裡的生活也很太平，難道這就足以證明監獄裡面也很不錯嗎？被囚禁在西克洛浦的洞穴中的希臘人，在那裡面生活得也很太平，可是他們只是在等待著輪到自己被吞掉罷了。
普通人在專制制度下不能獲得任何好處，這是顯而易見的。在君主私慾膨脹時，會引發對外戰爭；在君主昏庸愚昧時，又會縱容官吏腐敗。專制只會導致社會停滯、百姓愚昧。
專制制度必然是不合法的
即使君主專制符合國家的利益，它也仍是非法的，違反了正義的原則——因為它是建立在強力原則之上，強加給整個社會的，而強力不可能產生任何權利。
最強者也決不會強得足以永遠做主人，因為任何強者都會有衰落的時候。他們不可能永遠依靠強力來維持政權，所以必然得把強力轉化為權利，把自己的統治地位說成是天意所在、民望所歸，進而鼓吹「君權神授」。然而這種宣傳本身也是強加給別人的，並非民眾自願接受——對「君權神授」的宣傳本身只是強力的進一步延伸，一旦宣傳減少，思想控制削弱，民眾就避免不了要覺醒。
強力之所以無法讓人永遠服從，原因就在於它只是一種必要行為，而非意願行為。當一個強盜用強力來迫使我們交出財物時，我們為了保命，願意服從他的指令；當一個奴隸主強迫我們為其進行奴役勞動時，我們同樣也出於保存性命的必要而選擇了服從，但這種服從不是出於自願，所以奴隸主在我們身上並不獲得任何權利。只要他的強力被削弱，服從也就會像放鬆壓迫的彈簧一樣，出現反彈，進而演變成反抗。
專制制度建立在強力之上，專制君主的統治是強加給人們的，所以除非他能保持永遠強大而不衰老，否則就免不了要受到人們的抵抗。既然一個政權是強加給大多數人的，那麼它也就不具有正義性，並非「權利所許可的」。要求人們無條件地服從於專制君主，就好像拿出一份契約，上面寫著「你要無條件服從於我，因為我手上有槍」——在這種「契約」之上所建立的國家難道能夠長久保持穩定嗎？能夠避免頻繁的改朝換代嗎？顯然是不能夠的。
用「社會契約」來取代「強力原則」
專制制度帶來的穩定其實並不比動盪少，被壓迫的階級總是不斷向最高權力發起衝擊，引發革命與造反。在統治階級內部，君主與大臣之間互相傾軋，進行殘酷的權力鬥爭。因此，盧梭說：
鎮壓一群人與治理一個社會這兩者之間永遠有著巨大的差別。
專制制度統治的第一目的在於「鎮壓」，之後才是「治理」。在這種國家裡，政治純粹是權力鬥爭與階級鬥爭的遊戲，各方圍繞著政權進行角逐，使科技、文化與經濟陷入長期的停滯，甚至發生倒退。
隨著專制君主個人歸於滅亡，他的帝國也就隨之分崩離析，就像一棵橡樹被火焚燒之後就消解而化為一堆灰燼一樣。並沒有給後世留下多少有價值的東西。
因此，必須用「社會契約」來取代「強力原則」——不是把國家強加給每個人，而是讓每個人志願加入國家，成為共同體中的一員。每個人都自願放棄自然狀態下任性的自由，將天賦的權利讓渡給共同體，再由共同體通過法律來保障所有人的安全與社會自由。政治的本職是要實現社會的治理，而不是為了壓迫一群人，進行爭奪權力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