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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臨時夫妻是我國社會轉型農村家庭變革和家庭經營模式變遷導致夫妻功能缺失的一個縮影。我們認為臨時夫妻是由社會流動、家庭離散化、功能需求、去倫理化、閃婚覺醒、價值異化等多重社會因素交織共同促成的。
1.社會流動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不斷進城從事非農行業，人口在全國範圍內流動，出現了「流動中國」現象。這樣流動社會促使青年農民工進入一種文化多元化，開放包容並且異質性較強的陌生人社會。在農村的熟人社會中，人們的婚姻出軌行為將會遭受強烈的熟人社會輿論和道德規範約束，如果一個女性或男性做出了背叛配偶的出軌行為，那麼不僅自己將面臨村莊熟人社會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即自己在村莊熟人社會中將會難以做人，一生中會遭受村民們的鄙視，甚者還會被村莊熟人社會貼上「家風」敗壞的社會標籤。
而青年農民工進入城市陌生人社會，具有流動性、隱蔽性、異質性和開放性等特徵，就連同事之間、老闆與員工之間也不一定熟悉對方的更多私人信息，超出這個範圍之外每個人的信息都相對隱蔽。在交往過程中，他人對自己私人生活的干預性因素較少。因此，青年農民工為了解決情感上、生理上等多方面的需求，強烈的夫妻生活要求，只能通過在「隱蔽性的空間」和「開放性的時間」中組成臨時夫妻來解決。由於外出農民工出軌行為受熟人社會道德規範約束力量式微，尤其受身邊同輩群體發生臨時夫妻行為的影響，農民工就會認為這是一種社會普遍流行的行為，而不是自己獨有的行為，因此哪怕自己有出軌行為，也難以產生內疚感，反而有的青年農民工把臨時夫妻作為一種談資或能力在他人面前炫耀。
2.家庭離散化
在傳統鄉土社會，以土地為家庭主要生產要素，農民家庭嵌入土地之上，夫妻之間基於農業生產方式被捆綁在一起。在這樣的靜態社會，夫妻雙方是在同一個時空中進行生產作業。夫妻在生產生活中總是形影不離，同時傳統鄉土社會又是一個知根知底的熟人社會，每個人的行為都為村莊熟人社會的輿論監督和道德所約束。換句話說，在傳統農業時代夫妻之間從事職業的同質性很高，夫妻共同生活於村莊熟人社會，相互之間的監督較大，即夫妻之間生活的公共性特徵非常明顯，夫妻之間的個體性行為受到村莊公共性強烈抑制，配偶中一方與異性發生臨時夫妻的可能性空間和時間均受到嚴重擠壓。打工經濟興起後，農民家庭貨幣化程度高，為了應對家庭負擔，夫妻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留守家裡照看孩子和老人，出現了夫妻離散化的現象。在半流動的青年農民工家庭中，夫妻分離導致夫妻相互猜疑，一旦夫妻一體倫理出現裂痕，這就為第三者進入或者配偶一方尋找異性來彌補夫妻生活的不足提供了空隙。
3.功能需求
外出務工青年農民工群體脫離原生性家庭和村莊熟人社會之後，在生活上、情感上、生理上，乃至農民生活意義世界都受到了嚴重影響。甚至可以說，外出務工青年農民工群體在輸入地務工的過程中，基本是處於人與情感、人與性完全分離狀態。由此帶來的青年農民工處於情感空虛、親密關係缺失、飽受性饑渴等多重壓抑狀態。從表面上看，外出務工青年農民工組成的臨時夫妻現象的根源是人性的基本功能需求和慾望與夫妻離散之間的矛盾。由此可見，青年農民工面臨心理需求、夫妻感情危機、生活枯燥、性壓抑等多重困境。心理學上，青年農民工陷入生活困境、心理高度焦慮狀態時，欲通過情感交流向他人傾訴內心的苦惱來宣洩和釋放精神焦慮壓力。生理上，夫妻長期分離導致青年農民工長期處於性壓抑狀態，有學者研究得出青年農民工解決性衝動途徑，壓抑忍受的占27%、看黃片的占6.2%、自慰的占12.4%、找異性對象解決的占30.6%、找性工作者的占5%、找一夜情的占5.7%、找其他辦法的占13.1%。我們調研發現青年農民工獨處孤獨寂寞時，就以臨時夫妻關係組建「准家庭」或「類家庭」消除情感孤獨。簡言之，青年農民工本能性的生理需求、情感歸屬渴望等功能缺失，是激發其出軌行為發生的原動力，而「臨時夫妻」是青年農民工身心性、生理性、情感性需求的行為表征。
4.去倫理化
我們通過分析青年農民工脫嵌於傳統鄉土社會之後，外在力量對其婚姻行為難以構成約束，青年農民工進入一個同輩群體生活之後，自己的倫理責任和價值取向受外界環境的影響，從而導致青年農民工打工的價值取向由強烈的倫理性向現實的個體性轉變，其打工的價值追求從最初為了實現家庭城市化或完成子代的婚姻大事等向個體享受或向當下生活消費轉變。換言之，青年農民工由於受現代性多元價值觀的影響，其打工的價值取向從家庭本位向個體本位轉變，打工過程中承受生理上、情感上和精神壓力等方面煎熬，就難以保證不做出對不起配偶、孩子的出軌行為。我們把青年農民工受外界環境影響和本能性功能性需求，而放縱自己與異性組成臨時夫妻的現象稱為「去倫理化」。簡言之，臨時夫妻是青年農民工「夫妻一體」倫理遭遇現代性衝擊而出現的「倫理性危機」
5.閃婚覺醒
人們在全國範圍內流動，導致全國婚姻市場形成，對農村傳統婚姻市場帶來衝擊，其表現就是女性資源流出，農村男性要完成婚姻，就要參與全國婚姻市場競爭。隨著競爭越來越大，父母就越操心兒子的婚姻大事。為了不讓兒子打「光棍」，當兒子不能繼續讀書時，只要當地有適合的女性資源，父母就會安排兒子相親，這就促成了閃婚現象產生。我們把這種現象稱為婚姻擠壓倒逼早婚。可見閃婚是父母為應對外界婚姻市場擠壓，而採取的解決子代婚姻問題的策略。
從閃婚的相親過程中，婚姻主體的青年男女是扮演被動角色。從閃婚的性質來說，我們認為青年農民工的閃婚是父母包辦婚姻的傳統回歸。父母包辦婚姻中存在青年男女相互了解程度不深，感情基礎不牢，性格上不一定匹配等問題。在父母的「逼婚」情況下，青年男女只能服從「父母之命」草率結婚，而大部分青年農民工閃婚生子之後，又進入城市打工。當夫妻雙方不斷接觸很多人，久而久之，經過閃婚草率結婚的青年夫婦，由於不是雙方通過戀愛而進入婚姻，是一種典型的「先結婚，後戀愛」的婚姻模式，這樣婚姻對他們來說就顯得不再神聖。一旦受到異性誘惑，自己就會感覺配偶不是自己想要結婚的對象。我們把打工經濟下青年農民工閃婚造成婚姻不幸福，外出務工過程中重新與異性組成臨時夫妻的現象稱為「閃婚覺醒」
6.價值異化
青年農民工從一元的傳統社會進入多元的城市生活環境之後，青年農民工開始還會堅守自己原有的價值理念，其打工的價值取向是帶有強烈的倫理性，即其打工就是為了賺錢來撫養孩子和贍養老人。換言之，農民工這樣打工的倫理取向是受人尊重或羨慕的。因此，青年農民工剛外出打工是以家庭為本位，也就是說打工價值承擔自己生命兩端的倫理責任，即青年農民工打工的價值取向是承載家庭倫理。但是一旦外出務工青年農民工脫離原有村莊道德輿論和親屬社會網絡輿論約束後，在城市多元生活價值理念的影響下，青年農民工在農村所形成的夫妻恩愛、互敬互愛等夫妻倫理就受到城市多元價值觀的衝擊，尤其女性看到自己身邊的同伴通過自身資源優勢過上好日子時，就會產生攀比心理。
當青年農民工價值觀念從家庭本位向個體本位發生轉變時，青年農民工的行為就更多考慮個人現實享受的問題，而很少考慮自己行為是否符合夫妻倫理和家庭倫理。尤其當青年農民工發現組成臨時夫妻行為不是自己個體性行為，而是外出務工青年農民工普遍發生的共有行為時，青年農民工組成臨時夫妻的自我內疚感、夫妻倫理和家庭負罪感的心理壓力就會降低。因此，當青年農民工認為自己出軌行為不再受道德輿論束縛時，臨時夫妻就自然變成行為自覺。
1.社會流動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不斷進城從事非農行業，人口在全國範圍內流動，出現了「流動中國」現象。這樣流動社會促使青年農民工進入一種文化多元化，開放包容並且異質性較強的陌生人社會。在農村的熟人社會中，人們的婚姻出軌行為將會遭受強烈的熟人社會輿論和道德規範約束，如果一個女性或男性做出了背叛配偶的出軌行為，那麼不僅自己將面臨村莊熟人社會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即自己在村莊熟人社會中將會難以做人，一生中會遭受村民們的鄙視，甚者還會被村莊熟人社會貼上「家風」敗壞的社會標籤。
而青年農民工進入城市陌生人社會，具有流動性、隱蔽性、異質性和開放性等特徵，就連同事之間、老闆與員工之間也不一定熟悉對方的更多私人信息，超出這個範圍之外每個人的信息都相對隱蔽。在交往過程中，他人對自己私人生活的干預性因素較少。因此，青年農民工為了解決情感上、生理上等多方面的需求，強烈的夫妻生活要求，只能通過在「隱蔽性的空間」和「開放性的時間」中組成臨時夫妻來解決。由於外出農民工出軌行為受熟人社會道德規範約束力量式微，尤其受身邊同輩群體發生臨時夫妻行為的影響，農民工就會認為這是一種社會普遍流行的行為，而不是自己獨有的行為，因此哪怕自己有出軌行為，也難以產生內疚感，反而有的青年農民工把臨時夫妻作為一種談資或能力在他人面前炫耀。
2.家庭離散化
在傳統鄉土社會，以土地為家庭主要生產要素，農民家庭嵌入土地之上，夫妻之間基於農業生產方式被捆綁在一起。在這樣的靜態社會，夫妻雙方是在同一個時空中進行生產作業。夫妻在生產生活中總是形影不離，同時傳統鄉土社會又是一個知根知底的熟人社會，每個人的行為都為村莊熟人社會的輿論監督和道德所約束。換句話說，在傳統農業時代夫妻之間從事職業的同質性很高，夫妻共同生活於村莊熟人社會，相互之間的監督較大，即夫妻之間生活的公共性特徵非常明顯，夫妻之間的個體性行為受到村莊公共性強烈抑制，配偶中一方與異性發生臨時夫妻的可能性空間和時間均受到嚴重擠壓。打工經濟興起後，農民家庭貨幣化程度高，為了應對家庭負擔，夫妻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留守家裡照看孩子和老人，出現了夫妻離散化的現象。在半流動的青年農民工家庭中，夫妻分離導致夫妻相互猜疑，一旦夫妻一體倫理出現裂痕，這就為第三者進入或者配偶一方尋找異性來彌補夫妻生活的不足提供了空隙。
3.功能需求
外出務工青年農民工群體脫離原生性家庭和村莊熟人社會之後，在生活上、情感上、生理上，乃至農民生活意義世界都受到了嚴重影響。甚至可以說，外出務工青年農民工群體在輸入地務工的過程中，基本是處於人與情感、人與性完全分離狀態。由此帶來的青年農民工處於情感空虛、親密關係缺失、飽受性饑渴等多重壓抑狀態。從表面上看，外出務工青年農民工組成的臨時夫妻現象的根源是人性的基本功能需求和慾望與夫妻離散之間的矛盾。由此可見，青年農民工面臨心理需求、夫妻感情危機、生活枯燥、性壓抑等多重困境。心理學上，青年農民工陷入生活困境、心理高度焦慮狀態時，欲通過情感交流向他人傾訴內心的苦惱來宣洩和釋放精神焦慮壓力。生理上，夫妻長期分離導致青年農民工長期處於性壓抑狀態，有學者研究得出青年農民工解決性衝動途徑，壓抑忍受的占27%、看黃片的占6.2%、自慰的占12.4%、找異性對象解決的占30.6%、找性工作者的占5%、找一夜情的占5.7%、找其他辦法的占13.1%。我們調研發現青年農民工獨處孤獨寂寞時，就以臨時夫妻關係組建「准家庭」或「類家庭」消除情感孤獨。簡言之，青年農民工本能性的生理需求、情感歸屬渴望等功能缺失，是激發其出軌行為發生的原動力，而「臨時夫妻」是青年農民工身心性、生理性、情感性需求的行為表征。
4.去倫理化
我們通過分析青年農民工脫嵌於傳統鄉土社會之後，外在力量對其婚姻行為難以構成約束，青年農民工進入一個同輩群體生活之後，自己的倫理責任和價值取向受外界環境的影響，從而導致青年農民工打工的價值取向由強烈的倫理性向現實的個體性轉變，其打工的價值追求從最初為了實現家庭城市化或完成子代的婚姻大事等向個體享受或向當下生活消費轉變。換言之，青年農民工由於受現代性多元價值觀的影響，其打工的價值取向從家庭本位向個體本位轉變，打工過程中承受生理上、情感上和精神壓力等方面煎熬，就難以保證不做出對不起配偶、孩子的出軌行為。我們把青年農民工受外界環境影響和本能性功能性需求，而放縱自己與異性組成臨時夫妻的現象稱為「去倫理化」。簡言之，臨時夫妻是青年農民工「夫妻一體」倫理遭遇現代性衝擊而出現的「倫理性危機」
5.閃婚覺醒
人們在全國範圍內流動，導致全國婚姻市場形成，對農村傳統婚姻市場帶來衝擊，其表現就是女性資源流出，農村男性要完成婚姻，就要參與全國婚姻市場競爭。隨著競爭越來越大，父母就越操心兒子的婚姻大事。為了不讓兒子打「光棍」，當兒子不能繼續讀書時，只要當地有適合的女性資源，父母就會安排兒子相親，這就促成了閃婚現象產生。我們把這種現象稱為婚姻擠壓倒逼早婚。可見閃婚是父母為應對外界婚姻市場擠壓，而採取的解決子代婚姻問題的策略。
從閃婚的相親過程中，婚姻主體的青年男女是扮演被動角色。從閃婚的性質來說，我們認為青年農民工的閃婚是父母包辦婚姻的傳統回歸。父母包辦婚姻中存在青年男女相互了解程度不深，感情基礎不牢，性格上不一定匹配等問題。在父母的「逼婚」情況下，青年男女只能服從「父母之命」草率結婚，而大部分青年農民工閃婚生子之後，又進入城市打工。當夫妻雙方不斷接觸很多人，久而久之，經過閃婚草率結婚的青年夫婦，由於不是雙方通過戀愛而進入婚姻，是一種典型的「先結婚，後戀愛」的婚姻模式，這樣婚姻對他們來說就顯得不再神聖。一旦受到異性誘惑，自己就會感覺配偶不是自己想要結婚的對象。我們把打工經濟下青年農民工閃婚造成婚姻不幸福，外出務工過程中重新與異性組成臨時夫妻的現象稱為「閃婚覺醒」
6.價值異化
青年農民工從一元的傳統社會進入多元的城市生活環境之後，青年農民工開始還會堅守自己原有的價值理念，其打工的價值取向是帶有強烈的倫理性，即其打工就是為了賺錢來撫養孩子和贍養老人。換言之，農民工這樣打工的倫理取向是受人尊重或羨慕的。因此，青年農民工剛外出打工是以家庭為本位，也就是說打工價值承擔自己生命兩端的倫理責任，即青年農民工打工的價值取向是承載家庭倫理。但是一旦外出務工青年農民工脫離原有村莊道德輿論和親屬社會網絡輿論約束後，在城市多元生活價值理念的影響下，青年農民工在農村所形成的夫妻恩愛、互敬互愛等夫妻倫理就受到城市多元價值觀的衝擊，尤其女性看到自己身邊的同伴通過自身資源優勢過上好日子時，就會產生攀比心理。
當青年農民工價值觀念從家庭本位向個體本位發生轉變時，青年農民工的行為就更多考慮個人現實享受的問題，而很少考慮自己行為是否符合夫妻倫理和家庭倫理。尤其當青年農民工發現組成臨時夫妻行為不是自己個體性行為，而是外出務工青年農民工普遍發生的共有行為時，青年農民工組成臨時夫妻的自我內疚感、夫妻倫理和家庭負罪感的心理壓力就會降低。因此，當青年農民工認為自己出軌行為不再受道德輿論束縛時，臨時夫妻就自然變成行為自覺。